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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征的道路上青春放歌(3)  

2006-09-06 14:01:00|  分类: 中国电影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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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日放歌需纵酒

 

纪录片不像故事片,偶然性与随机性很强,在艰苦危险的长征途中搞艺术创作,摄影队凭得就是敢想敢做。摄影队去阿壩拍摄时,正是八月十分,一望无际的花海,美不胜收。“当时没有变焦距镜头,架子也非常笨重”,汪孟渊说:“而你想在镜头调度上不是很死板,就得想办法把镜头移动起来。没有变焦距,就地取材,达到变焦距的效果。”他们想尽办法,用木头搭了一个土制升降机,效果果然比平地拍摄好得多。待到次年到瑞金拍摄,又需要移动镜头。他们想办法把两个咕噜的车接到一块,“发明”了移动摄影车。地上铺好木板,人在旁边扶着,挺实用。

单调的长征途中,苦中之乐是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朱鹿童还清晰地记得,他们在黑水旁钓鱼,拿针弯成鱼钩,把牙膏皮融化了做鱼坠。别说,还真钓上来了!“那些又肥又大的无鳞鱼没有经验,咬着就不放。不过吃的时候,不能让喇嘛看见。”那一次的饭菜比平时丰盛得多。画家刘仑亲自露了一手,薛伯青“贡献”出了他最钟情的茅台酒,大伙围在一起喝酒吃肉,其乐融融。

到了草地,又有很长时间吃不上青菜,只有一些罐头,日子很难熬。“有一次,正好碰着有个老乡打了一只贝母鸡。这种鸡专门吃中草药贝母, 很名贵的。我们花了五毛钱买下来,晚上支在木头上烤。那味道啊,比北京烤鸭好吃多了!”汪孟渊幸福地回味着,似乎五十年后,那只贝母鸡的香气还在嘴边弥漫。

影片的素材全部拍竣,北京的后期工作开始了。担任编辑工作的是年仅25岁的张清。张清1952年从西南军区调进八一厂,她回忆说:“冯毅夫同志当时给我了一个立意提纲,薄薄几张纸,却写得非常好,其中一些充满激情的表白完全可以直接当解说词用。我按照导演的主要思路,开始制作。当时的老剪接师冀志枫对我帮助很大,我们每一个镜头都反复琢磨,在节奏上精益求精,几秒几格都要清清楚楚,这样才能使以后录制的旁白、音乐、环境音响等和画面融合得天衣无缝。”

《在长征的道路上》拍摄时并没有同期录音设备,完全是“解说词-交响音画”的思路,音乐和解说非常重要,原来在长影厂担任配音员的万涤清此时已调进八一厂,正好为影片配音。厂领导非常重视解说词的创作,聘请了诗人金帆和张清一起共同完成了解说词的定稿。

影片的音乐约请了著名作曲家李焕之来写。“我和冯毅夫、李焕之都觉得,要用管弦乐队,以突出悲壮的史诗气势”,张清说:“李焕之真是大手笔,当年的作曲家一般一天只能写一分钟的总谱,在那样短促的时间里,他却能不厌其烦地把我们的一段解说词配成了男女混声合唱:‘再见吧!我亲爱的故乡,我们一定要唱着胜利的凯歌,再回到你的身旁’一下子就把红军在晚霞中渡过木桥的意境和心情给烘托出来了。而在彝族区火把节那一段,他也写了一大段美丽奔放的彝族舞曲,衬托得画面格外生动。整个作品感情细腻又气势磅礴”。

除了影片之外,摄制组还做了很多采风工作,为后人研究长征留下了第一手资料。在大凉山采访小叶丹的弟弟,在西昌拍摄火把节,在草地调查当年掉队的女红军,在遵义听彭老总的警卫员丁世明讲述红三军团政委邓萍的牺牲,“遵义城下洒热血,三军征途哭奇男”。其实,长征路又岂止失去了一个邓萍!贺昌、毛泽覃、曾中生、黄公略、刘畴西等一大批红军高级干部和无数英灵长埋泥土之下。从那时起,长征便成了一种精神信仰,蜿蜒流长。

1955年,一支年青的队伍披荆斩棘,重走长征之路;50年后的今天,更多的人需要沿着这条前辈开拓的路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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