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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洛奇:挥舞英国民族电影大旗(1)  

2006-07-28 13:50:00|  分类: 欧日电影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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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洛奇:挥舞英国民族电影大旗

 

文/沙丹

 

59届戛纳电影节的颁奖晚会上,当王家卫主席宣布《风吹稻浪》斩获金棕榈奖的瞬间,一个满头华发、面容慈祥的老者兴奋地走上领奖台,从大美女艾曼纽·贝阿手中接过自己毕生最大的荣誉。台下掌声雷动,欢呼声此起彼伏。在人们崇敬的目光中,见证了又一次的王者加冕。而这位王者,就是英国现实主义电影大师肯·洛奇。

古稀双庆,代表艺术电影最高声望的金棕榈奖既是肯·洛奇七十大寿的丰厚献礼,也是对其近四十年电影创作生涯的最好肯定。不过,电视机面前的你或许会奇怪地问:“肯·洛奇很有名吗?为什么我从来就没听说过他?他都导过什么片子呀?”

有这种疑问很正常。其实,不光我们中国人不熟悉他,连很多英国本土观众也对他知之甚少。肯·洛奇的声望在欧陆比本土和美国要高得多。可颇为讽刺性的是,他所拍摄的影片又确实是地地道道的“英国风格”。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窘态,正折射出当今英国电影业举步维艰的现实。著名的电影史专家安德鲁·席格森曾撰写过一本名为《挥舞大旗:建构英国民族电影》的著作,可当肯·洛奇真得举起英国民族电影的大旗孤独前行时,我们想问,又有多少人在后面呐喊助威呢?

 

                            工人阶级的政治传声筒

 

在我们中国人的印象中,英国天生就是美国的小老弟,没主见得很。可不,美国人说打伊拉克,英国政府连个屁都不敢放,管他查没查出违禁武器,赶紧出兵支援;美国人说打南联盟,唐宁街的主人又派飞机、又派军舰,忙得不亦乐乎。在某种程度上,这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英国和美国总是“亲近地”粘在一起,“穿一条裤子”。

又或许是前辈子同宗同源,语言相通,英美两国的电影有时也会让人摸不清头脑。你看,希区柯克、卓别林、加里·格兰特、费雯丽都是英国人,却都在美国名声大振;库布里克、里查德·莱斯特、约瑟夫·洛塞分明是美国人,却又都跑到英国拍片。不仅如此,两国搞电影评比,《第三人》《阿拉伯的劳伦斯》《桂河桥》一批名作“既是英国片,又是美国片”,均榜上有名。

难道,英国电影真得没有一点民族性的特色吗?

著名导演林赛·安德森曾指出:“地理上,英国居于两大洲之间,既不属于典型的欧洲国家,又远离美国,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英国电影游离于法国和好莱坞的两极之间。”同时,作为衔接美法之间的纽带,英国电影又不会完全服从一方,而舍弃另一方。因此,英国电影甫一出世,便既不像法国那般先锋个性,也没有美国的通俗乐观。他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条路:现实主义。

肯·洛奇和他的影片是最好的证明。在他的摄影机对面,工人阶级是最重要的表现对象。这些人希望有份稳定踏实的工作,希望获得爱和理解,希望有个温暖幸福的家——可现实中的残酷和滑稽却常常令他们梦想成为泡影。

1998年,肯·洛奇拍摄了他的名作《我的名字是乔》,讲述了一名失业的油漆工人的故事。乔长期沉溺于酒精中不能自拔,当他希望重新生活时,却四下碰壁。好在他还有着对足球运动的执著,这使得他甘愿为格拉斯哥最烂的足球队冲锋陷阵。一个偶然的机会,偶识了善良的社工人员萨拉,两人开始了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恋。

影片开始还充满了一些幽默元素,比如两支烂队穿着同样的对服比拼足球,裁判一声令下,乔的队伍只好光着上身以示区别;而后半段逐渐趋于绝望,乔想有个家,但这最朴素温暖的愿望能实现吗?影片最终以一个模糊的不确定的方式“乏味地”收尾。

英国是一个高福利的国家,可《我的名字是乔》的讽刺之处在于,这种国家机制可以保障失业救济,却无法提供合适的就业机会。在肯·洛奇影片中,社会救济场所比比皆是。比如《我的名字是乔》中主人公赖以生存的失业保障机构、《面包与玫瑰》中的工会组织以及《雨石》中的再就业服务中心。

为什么肯·洛奇出奇地对工人阶级感兴趣呢?一来,他本身就是工人阶级家庭出身。1936617日,他出生于英国中部沃里克郡的纽尼顿。“我的童年非常普通,父亲是机械厂的一名电工。我从小上普通学校。和很多人一样,住在郊外的聚居区。”更重要的,英国是世界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早在1780年到1832年之间便逐渐形成,并成为“英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某种意义上,工人文化成了英国通俗文化的代名词。

不过,肯·洛奇并非仅仅只是对于工人阶级的处境赋予人道主义式的怜悯。在他看来,“主流意识形态把工人阶级当作牺牲品,他们在电影和电视里通常都是一成不变的形象。我希望给这些没有话语权的人们一个表达声音的机会”。同时,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影片改变整个社会,政治化地影响工人阶级的兴趣所在,因而从根本上和50年代相对被动的“自由电影”(free cinema)拉开了距离。

肯·洛奇强调:“工人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同时,他反对斯大林主义,认为其“对社会主义的破坏前无古人”,而崇尚无政府倾向的“托洛斯基”立场。出于这种左派身份,肯·洛奇敢于拒绝英国王室对他的授勋,不愿意在政治上被统治者收买;敢于用镜头暴露社会真相——譬如1966年的《凯西回家》——“逼迫”政府最终解除了较早之前对城市流浪者的某些禁令;敢于同工人阶级站在同一阵线,拍摄反映工人罢工的纪录片(1984),即便后来被严令禁放。

电影圈里,肯·洛奇常被人称作“最和蔼可亲”的导演,但他针砭时弊的勇气对当局而言,毫无可亲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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