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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的陷阱:黑色电影中的女性形象  

2006-03-10 01:28:00|  分类: 美国电影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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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的陷阱:黑色电影中的女性形象

 

沙丹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暗黑的街,遮掩了社会无尽的贪欲与罪恶;一丝冷雨,为世界涂抹上未知而危险的凄凉——这便是好莱坞黑色电影(Film Noir)带给我们的直观印象。然而,这黑色中还隐藏着难言的诱惑,一些金发碧眼的窈窕女郎依靠自己出众的容貌,不断颠覆着传统家庭道德规范,更由此颠覆了整个社会基本秩序。我们叫她“蛇蝎美女”(Femme Fatal),乍听起来似乎十分狠毒的称谓;但这种形象更有其积极意义,并很快成为了“女性解放”的代言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我们知道,家庭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体现着传统的价值观念,而婚姻则是唯一合法的允许人类繁衍后代的制度。按照传统观点,抚养孩子是女人应尽的天则;但从激进的女性主义观点看来,这种貌似合理的现象实际上反倒是对女性的压迫。在家庭中,男人是头领和规则的制定者,是等级社会中独裁者的缩影,而女人的柔弱无力注定了她们成为被驯服的对象。

但“黑色电影”中,家庭关系是不正常的。男女双方婚姻扭曲乏味,或是缺乏性生活的鱼水之欢,因此都试图在婚姻之外寻找满足。这种满足不仅仅是指肉体上的满足,它还企图在这个迷茫和充满危险的社会里寻找自我,使自己心安理得。但是,违背传统婚姻和家庭贯通价值观念的人通常会遭到毁灭的结果。

所以,在围城之外,愉悦的甜蜜和死亡的痛苦同在。而家庭实际上是作为蛇蝎美女的对立面存在的。当然,蛇蝎美女的性感魅力,足以俘获男人甚至把男人引向毁灭的境地;但同时,她们选择了和整个社会作对,最终必然会被社会毁灭——某种程度上,这正是好莱坞类型片二元对立原则的必然。

蛇蝎美女具有一种神秘媚惑力,华丽冷艳如多刺的玫瑰,善于操控男人,具有掠夺的天性。当男人碰上她,必然会被她们利用或是引入更加万劫不复的陷阱。比如《双倍赔偿》(比利·怀尔德,1944)中的芭芭拉·斯坦威克,她和保险经纪人密谋如何弄死她的丈夫以便获得巨额赔款,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因为无法忍受丈夫,想要逃脱家庭的束缚。

这些美丽坏女人能够很好的掌控自己的性感魅力,对男人来说,她们就是危险。由于自身的野心和独立,蛇蝎美女成为传统家庭制度的威胁。由于她能够带给男人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于是,男人心甘情愿的被吸引、被引诱,以至于走上背叛家庭的道路,所以她必须被惩罚以恢复和维持传统家庭制度的平衡。

《双倍赔偿》中,弗兰德·麦克莫瑞扮演的保险经纪人一开始便受到芭芭拉的诱惑,和她一起谋划而且执行了谋杀;但到最后,当他发现芭芭拉最终的目的是试图把他也杀掉,独自拿着钱离开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对已经被他征服、卧在他怀中的芭芭拉开枪。相对于家庭生活的稳定乏味,蛇蝎美女固然令人心动,但却永远无法承担妻子的角色。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蛇蝎美女在社会学意义上特别被女性主义者所垂青。好莱坞类型片基于家长制的创作方针,使得银幕上充满了男性的英雄形象和次要、低贱、令人反感的女性形象。而蛇蝎美人一反常规情节剧(melodrama)中女性柔弱、逆来顺受的传统气质,成为核心家庭最为直接的颠覆力量。她们不愿在主流社会的伦理道德约束下,做一个忠诚的妻子和慈爱的母亲。她们在自己的婚姻中感到拘束、冷淡、乏味并且缺乏性的乐趣。因此千方百计利用自己可爱而且性感的魅力获得自己的独立——这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同时,经典黑色电影中的蛇蝎美人,面对着自己的毁灭,仍然会保持着强烈的独立性。尽管避免不了死亡的下场,她仍然在影像的背后树立了一种坚强的、令人激动的、永不后悔的女性形象,公然反抗男性的控制和家庭原有的体系。就笔者看来,这也正是当代“新黑色电影”中女性形象最缺乏的。

 

2

 

一般认为,经典黑色电影始于约翰· 休斯顿的《马耳他之鹰》(1941),在随后的几年间,涌现了一系列影史名作。除了上文所言的《双倍赔偿》,其他经典作品还有《劳拉》(奥托·普来明格,1944)、《欲海情魔》(迈克尔·寇提斯,1945)、《姬黛》(查尔斯·维多,1946)、《邮差总按两次铃》(泰·加内特, 1946),《夜长梦多》(霍华德·霍克斯,1946)《上海小姐》(奥逊·维尔斯,1947),《日落大道》(比利·怀尔德,1950)等等,芭芭拉·斯坦威克、琼·克劳馥、拉娜·特纳、劳伦·白考尔、丽塔·海华丝等一大批女星可谓熠熠生辉。

类型是不会消亡的,只会改头换面以新面目示人。因此,尽管1958年奥逊·威尔斯的《历劫佳人》被认为是经典“黑色电影”的收山之作,但这以后,黑色电影对后来电影的影响仍然存在,特别是蛇蝎美女的形象。许多导演——不仅仅是美国的,还有欧洲的——都自觉不自觉地从黑色电影中吸收养分运用到自己的电影中。

比如《尼基塔》的导演吕克·贝松就说,他有意从四五十年代黑色电影中普遍存在的经典“蛇蝎美女”形象中汲取灵感,并把《尼基塔》变成一个现代故事。有的人把五十年代以后的黑色电影称为“新黑色”或“怀旧黑色”,其实这些电影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黑色电影”了,它们应该被称为“具有较多黑色元素的影片”。

最有名的,比如《筋疲力尽》(戈达尔,1959)、(让-皮埃尔·梅尔维尔,1966)、《骗婚记》(特吕弗,1969)、《克鲁特》(艾伦·帕库拉,1971)、《唐人街》(波兰斯基,1972)、《再见,吾爱》(迪克·里查兹,1975)、《体热》(劳伦斯·卡斯丹,1981)、《致命的吸引力》(阿德里安·莱恩,1989)、《本能》(保罗·维尔霍文,1992)、《低俗小说》(昆汀·塔伦蒂诺,1994)等等,都有明显的黑色痕迹。比如《体热》一片,便直接翻拍自1944年版的《双倍赔偿》,将古典时期的故事放置于当代的社会语境下,而凯瑟琳·特纳则成了新一代的芭芭拉·斯坦维克。

但是,这个时期蛇蝎美女的形象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尽管她们依旧美貌、性感、充满魅力,但是女性的主体性却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变迁。比如《本能》中的凯瑟琳(由莎朗·斯通扮演)是一名畅销小说作家,收入丰厚,聪慧无比。她被怀疑与一宗谋杀案有关,在调查的过程中警察尼克(迈克·道格拉斯)发现她居然能成功的骗过测谎机,后来又证明她是一名双性恋,这使得情节越来越扑朔迷离。

不过,尼克还是被凯瑟琳的性感魅力所吸引,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越来越让人觉得紧张与神秘。不过,当凯瑟琳的同性好友意外死亡,道格拉斯怀疑其死亡是凯瑟琳一手安排的时候,她也表现出了软弱的一面,愈发让道格拉斯觉得无法割舍,即使明知会有生命危险也在所不惜。

在影片的最后,与开头凶杀场景几乎同样的布局,同样的男欢女爱,所有人都以为同样的凶杀即将发生,然而却没有。最后,镜头缓慢下移,扫过激情之后相拥在一起的两个人,我们看见了放在床底下的冰凿,观众会想,是什么原因使她改变了念头,是爱情,还是什么别的东西?和早期的黑色电影相似的是,到最后,蛇蝎美女对男人的威胁都已经不存在了,不同的是,在诸如《双倍赔偿》等早期黑色电影中,蛇蝎女人是被男人毁灭掉的;而在《本能》中,她是被爱情“感化”或者说是被男人征服了,一瞬间,女性又重新回归到了父权制社会。

 

3

 

“艺术来源于生活。”电影艺术也不例外,为什么美国的黑色电影会集中出现在四五十年代?为什么五十年代之后的蛇蝎美女会有那样的变化?我觉得观众可以从社会历史中找到答案。

女性形象和美国战后的社会状况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二战期间,很多男性都被派出去保家卫国,社会上大部分的工作是由女性来完成的,女性得以进入以前原本是由男性把持的经济等领域,女性成为社会的主体。这便带来了一个问题——由于战争,男性和女性长期处在分隔的状态,混淆了传统观念中关于性别角色和性别身份认同的概念。女性进入到由男性控制的世界,使得“退回来”的男性在曾经是自己的世界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维廉·惠勒的名作《黄金时代》(1946)很好地反映了上述问题。大量的退伍军人回归到社会,他们需要工作养活自己,需要建立新的家庭繁衍后代。这些变化作用到家庭上,表现为让女性退回到她们在战前扮演的角色中——回到厨房,在家里养育后代。

即使如此,女性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和影响力也不是立刻就消失的。这让男人们很不舒服。尤其是退伍回来的男人,在战前他们是社会的主宰,是家庭里的领袖,依靠个人奋斗取得成功;而现在,因为战争,他们没有建立家庭,许多工作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个人奋斗是屈从于公司和集体组织的。时不时地,他们还能感受到来自女性的压力和威胁(虽然大多数时候这只是男性中心主义的思想在作怪)。

于是,反映在电影上,便是对蛇蝎美女形象的塑造。在《上海小姐》、《双倍赔偿》这些经典作品中,都会有一名欺骗、操控男主角的美丽坏女人,她们的“坏”,实际上是一种独立,这种独立的女性状态,会给男性带来恐惧,对家庭、对男性社会造成威胁,她们的背叛与不忠折射出那个时代弥漫于社会的性的不安全感。

到了九十年代,男性已经重新掌握了对社会的控制,女性又重新回到了父权制的轨道之中。从七十年代风起云涌的女权主义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出,事实上女性受到了更大的压力、更多的束缚。这个时候即使女性参与到社会分工,获得好的职位,也不会对男性产生更大的威胁,他们有自信能够征服她们。

相应地,男性反倒开始欣赏起那些游离于家庭之外的女性,犹如早期的蛇蝎美女,她们的美貌、机智、神秘、寥落的气质,再加上一点的危险和刺激,足以撩人心魄。也许开始女性可以占得上风,但在最后,终究会被男性英雄征服,或是屈从于这个既定的社会。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本能》结尾,凯瑟琳不能再一次“勇敢地”挥舞冰锄大开杀戒——与其说她被爱情感化,倒不如说慑于整个男性世界的权威,不得不乖乖就范。这种“恶女人从良”的现象到底意味着什么,值得所有新世纪的女性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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