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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国别身份与话语重建:《肮脏美事》(4)  

2005-12-19 23:29:00|  分类: 欧日电影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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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远眺大洋彼岸:一个自由的天堂?   

 

笔者这一部分所要探讨的内容,来自于《肮脏美事》开放性结局给人带来的矛盾和忧虑。固然,我们要为桑妮远离伤心之地开始新的生活表示欣慰,并对她和奥奎未来的幸福充满希望;但同时,不安定的因素依然存在:我们想知道,品性单纯的桑妮能否在大洋彼岸真正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她的穆斯林身份能否被纳入到当代美国的国家特性中?而纳入的过程,是否会伴随着种族主义的衍生?继而,我们还想知道,弗里尔斯让女主角如此的“弃英投美”,是否变相的迎合了美国人目空一切的身份优势?抑或是为了保障海外票房,不得以而为之的妥协手段?又或者成为以人为鉴,激励英国电影产业执著前行的强心剂?以上这一系列问题导演没有作答,似乎也没有任何批评者予以重视。

影片中,桑妮对于美国的渴望源自于堂妹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是灯火辉煌高楼林立的不夜城纽约,与自己窘迫痛苦的生存现状相比,确实充满了极大的诱惑。在她的想象中,冬天纽约是浪漫与诗意的化身:树上挂满了眩目的彩灯,人们在公园里快乐的滑冰,警察则悠闲的骑着白马徜徉在路边。这一切注定了她在影片结尾不可能为了爱情而同奥奎回到贫穷的非洲,而只有美国才是实现自由的天堂。但是,桑妮未来的生活仍然令人无法预期——即便在法律意义上,此时她已是一位意大利公民。因为在她的身上负载了太多穆斯林和种族文化的印记,而现代的通信联络和交通运输使得她能够在异国继续成为原有文化的和社群的一部分。所以,“他们的身份与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散居海外的群落,保持着跨国的共性”。[1]

这里面又牵扯到英美两国对待多元文化主义的差异性。在英国,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被视为“新的国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遵守当地社会的法律和风俗,同时也没有抛弃他们的宗教传统、饮食习惯和语言。如此,不同的种族或宗教派别的人处于无限制的平等关系中,从而缓和了社会矛盾。而在美国,尽管多元文化主义的观念早于英国提出,但正如沃特森精辟的指出,美国知识界对多元文化的无限溢美之辞,根本目的却是为了设法建立一个“单一文化”的社会。可以展望的是,这使得那些以本民族的文化为荣、并希冀获得国家认可的外来移民,“急于加入由其他文化群体的人们组成的普通的公民团体来捍卫自己自由宽容的形象——这一点对于他们是很重要的”[2],也就是说,乡土情结和差异意识的增强反而鼓舞了对民族目标和体制的强烈认同感。

这种身份认同的始作俑者便是提到美国文化时所经常涉及的“熔炉”(melting-pot)效应。它原指19世纪末涌入美国的移民被鼓励以“美国人”的身份思考自身,直到逐渐抛弃自己源文化的方式,最终成为社会“新合金”的一部分。在国家的推动下,通过这种同化过程,所有移民都成长成为享有共同文化的美国人。但即便如此,随着西方中心论的逐步建立,某些美国主流知识份子早已不满足于用“熔炉”来形容本国文化。以萨缪尔·亨廷顿为例,在肯定了移民对美国历史的巨大贡献之后,显然他更乐意借用“嬗变炉”的概念来强调英裔白人文化的优势:“每一时间添进一点异质材料,它不但熔化了,而且发生嬗变,因而并不会改变那原有的材料。”[3]可见,他眼中的美国不仅是一个移民国家,而且是一个同化了移民及其后裔、使之融入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国家。

而保持这种同化能力的根本方法,在于强调盎格鲁-新教文化在美国国民身份/国家特性中的中心地位。实际上,上述结论便是亨廷顿在新著《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2004)中所要强调的全部内容,也可以被看作是“文明冲突论”在本土的具体化呈现。我们发现,亨廷顿在书中使用了相当的篇幅阐释了基督教文明在美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以及宗教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字字铿锵的指出“美国的共和制政体需要一个宗教基础,因此,明确不信上帝和不信教的人很难被接受”[4]。也就是说,假设一位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移民来到美国而不愿融入基督教的文化氛围,那么即使他不是美国人民的敌人,也不会成为美国人民的朋友。但事实上,在很多西方人眼中穆斯林信徒已经到了妖魔化的程度,并在冷战结束后“成功的”取代社会主义者成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这种狭隘的种族主义观念并非始于众所周知的“9.11”事件抑或持续不断的中东战争(包括90年代以来的海湾战争),更可以上溯到几百年来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尖锐对立。

类似于安东尼·D·史密斯对“欧洲超级民族”的质疑[5],让异质文化在短时期内融入美国群体和社会结构的网络之中,其实多多少少有些不太现实。因为建构统一文化认同的任何努力,都必须与各种民族和族裔已经存在而且根深蒂固的族裔-民族的神话、象征、价值观以及记忆进行斗争。如此,我们联想到《肮脏美事》中未涉及的将来,桑妮的尴尬处境便显而易见了。作为一个信奉穆斯林文化的异乡人,她根本无法被盎格鲁-新教文化的精神所感召,也不会被唤起任何形式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那么最有可能的结果便是:脱离美国文化的“嬗变炉”,重新被“整合”到英国式的“色拉拼盘”中——这也恰恰揭示当代英国电影和美国电影某种难以言说的微妙关系:很多英国导演饱受双重身份的困扰,正如弗里尔斯时常要在美英两国间来回奔波;很多英国影片需要依赖美国市场收回成本,正像《肮脏美事》在海外的票房远远高于本土[6];但是,只有当作为“英国电影人”的弗里尔斯回归之时,承载国别身份的《肮脏美事》方可在世界电影文化的风景线中涂上一抹亮色。另外,笔者也反对将它与弗里尔斯的同类作品——如《我美丽的洗衣店》——做单纯形式主义的比较,以评定孰优孰劣:题材或许是相似的,但题材所被赋予的当代意义则是千差万别的。总之,《肮脏美事》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远非一篇文章可以穷尽,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思考、探索。



[1]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1月,p13

[2]  出处同注释18p5

[3] 出处同注释19p154

[4] 出处同注释19p75

[5] 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1月,p166-169;

[6] 截止至2004211日,《肮脏美事》票房超过1266万美元,其中美国票房811万,英国票房还不到83万英镑(截止至2003323日)。以上数据来自全球电影资料库IMDB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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